方閱罷馮學榮之『方言爲甚麼正在死亡』一文。文內觀點甚謬,直是爲強行推普保駕護航而作,恐其惑亂讀者,遂就此拙文以釐清事實。馮先生認爲,因爲人口流動,故中國人需要一種單一的語言來交流,而用普通話成本最低;其次中國人是一個見利忘義的民族,爲了利益可輕易放棄對家鄉的感情。其更認爲官方強行推廣只起了助力的作用,而不是問題本源,吾遂追本溯源。
對此我不敢苟同。
我是廣東人,也在上海生活過一段時間,在此對比一下兩地。在廣東,由於統戰的關係,除了欣賞到香港兩個電視臺之外,還有若干廣東省級以及地級市粵語電視臺和粵語電臺廣播,還有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和地鐵)都會以粵語廣播。在上海,地鐵僅第十六號線有以上海話廣播,且祇是極其簡短地報以「某個站到了」。公交就只有偏遠郊區有一點點上海話廣播。電視節目方面,僅上海新闻臺、上海星尚频道、上海新娱乐频道這三個臺有零星上海話,一天也就是一個多小時。上海的90後幾已不用上海話交流了,而廣東的90後仍是以粵語交流爲主。由此可見媒體的作用至關重要。
國家語言通用文字法規定,學校只許普通話教學,上海的學校尤不允許學生在校園說上海話。正是如此政府的政策豈止助力作用?近年來廣東的00後說粵語的也日以減少了,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於學校。而馮先生竟然說出方言消亡是大勢所趨,竝勸人主動放棄方言,實在居心叵測。
馮先生更表示自己曾在一家德資跨國公司工作,而公司明文規定工作語言是英語,竝非德語,雖兩德籍員工互發電郵,亦無例外。恐這祇可看作個案。何況是一間跨國公司,倘若這家公司位於德國本土呢?他還會採用英文嗎?我還聽過德國一句話,不會說德語的人,永遠交不到真正的德國朋友。每一個外來者,主動學習當地語言或方言,是願意融入當地的最眞誠之表現。我一個朋友曾遊歷德國半月,據其陳述,德國上下對英語都極不友好;德國絕大多數的公共汽車,地鐵站連英語報站甚至標識到沒有,博物館亦然。按照馮先生說灋德國大學是否須用英語授課?那怎麼又會有外國學生來德國流學?
其文章中還說了香港開埠以前客家話、蜑家話和鹤佬話作爲香港的本土語言,因爲其語言不同所以採取了廣州口音的粵語作爲交流工具。須知道香港開埠以後大批廣州商人在香港市區貿易定居,而香港市區說的是廣州口音的粵語,而作爲客家话、蜑家话和鹤佬话的使用人羣來到市區工作,則要入鄉隨俗,主動去學粵語了。按照馮學榮所說因爲語言的不同就要採用最低成本的語言,最容易學的普通話,那麼爲何香港又不是如此呢?
關於馮學榮所舉的新加坡的例子更加可以引證方言的死亡是由於政府的問題。新加坡華人主体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廣東福建沿海以及海南被賣豬仔去新加坡的人組成,本身就不會說普通話,又何來取最大公約數普通話呢?新加坡上世紀沒有推行華語的時候,華人場合主要說廣東話或者閩南話亦可以交流了。而正是李光耀政府把普通話定爲第二語言(第一是英語),取消了方言電視廣播,致使新加坡年輕一代始不會說方言了。而新加坡的鄰國馬來西亞,由於馬來西亞政府並沒有打壓當地語言。故在馬來亞的華人:如吉隆坡等城的通用語言是粵語,當地有著大量粵語華人聚居;而在閩南語華人聚居的地區就說閩南語。而馬來亞的華人往往都能懂馬來西亞語、英語、閩南語、粵語等。由此可見,政府的干預在其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以曾經香港及澳門的政府爲例,他們曾被殖民一百多年了,粵語竝沒有爲其宗主國的語言取代,反而許多英國,葡萄牙高官主動學習粵語融入當地社會。而粵語文化最璀璨的時期是在香港殖民時代中的八、九十年代,其時香港粵語流行曲與粵語電影廣氾流傳到全球華人地區。反觀大陸則方言被打壓,貶低方言的校園標語隨處可見,所謂「講普通話做文明人」更是比比皆是,以此排斥方言。
我們可以借鑑臺灣地區。自國民黨接收臺灣之後,實行國語化運動,強制關閉閩南語電影、電視和廣播等,竝漸以國語作爲電影、電視和廣播。在校園裏必須說國語,有說方言的輒被罰錢和掛胸牌,必須捉到下一個說方言的同學方以接棒。正因如此打壓,臺灣年輕人原本以閩南語作主要交流語言的局面,日漸轉爲偏向於使用國語交流了。所幸臺灣的民主化使臺灣恢復了方言電視廣播,以及爲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提供教材和課程,而且公務員必須會其中一門方言以此服務大衆,纔使臺灣方言免過一劫。
此外,深圳在開發之初,全國各地的人涌嚮深圳,爲了和香港人交易,爭先參加培訓班學習粵語。於是在深圳二代的學生,也會粵語。若非政府之打壓,強迫校園使用普通話,深圳會是一個普通話城市嗎?非也!人口流動就必須要說普通話了嗎?非也!何以未在強制推普之前,大量人口來廣東,往往已識入鄉隨俗學好粵語了!究竟馮先生是怎麼忖量的呢?臆斷嗎?對比推普之後,粵語文化成爲不少人眼中的瑕疵,想方設法貶低其地位,令一衆不明就裡的人惑於奸人之口,日令本土語言文化趨於萎靡。所以馮先生到底是否居心叵測呢?何以企圖用他那篇文章令人們對方言的感情割裂?使人認爲放棄方言的使用也是天經地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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